 文/郭汉城 编者按：本次推送郭汉城先生《汤显祖和他的“四梦”论略》一文，是作者1982年在纪念汤显祖逝世三百六十六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报告。全文深入解读汤显祖剧中“情”的哲学含义，逐一阐发《紫钗记》《牡丹亭》《邯郸记》《南柯记》四剧中生动人物形象的内在意蕴，并对当代古典剧目的继承与创新提出期许。 把汤显祖的“四梦”全部改编上演，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《牡丹亭》被某些剧团改编上演，其他“三梦”——《紫钗记》《南柯记》《邯郸记》，都还无人问津。江西的同志们勇气大，做了开创性的工作，表达了对这位杰出同乡的自豪和崇敬。 改编古典名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要理解某一作品，必须理解它的作者。要理解作者，必须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，俗话叫做“知人论世”。了解汤显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，才能正确地认识他的作品。 汤显祖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戏剧家、诗人、思想家，也是一个勇敢反对封建黑暗的斗士。他生活的明朝，封建社会已走向没落，汉、唐封建盛世那种繁荣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作为封建末世的一个历史特点，封建制度像一个患了严重的并发症的病人，蕴藏在它内部的各种矛盾——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、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，都一齐爆发出来。在明朝末年，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，又产生了城市市民、工商业者与明王朝的矛盾。这种矛盾不断打击削弱着明王朝的统治，造成明王朝严重的政治危机。汤显祖主张实行政治改革，以挽救明王朝的灭亡。他在《赵子瞑眩录》里，把明王朝比做一个患了重病的人，必须投以“猛药”才有治好的希望。有的人怕明王朝虚弱已达极点，再投以“猛药”，不但治不好病，反而有死亡的危险。汤显祖却认为使用“猛药”必然会引起反应，这种反应固然存在死亡的危险，同时也包含转机的可能。他举出宋朝王安石的政治改革为例加以分析。王安石在宁波县进行改革取得了成功，后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就失败了。在宁波他是一县之主，没有阻力；在全国却遭到了反对派的反对，使改革半途夭折。这是借历史经验对坚持大地主、大官僚专政的当权顽固派提出一个警告。 
汤显祖
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，汤显祖的一生从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两方面进行了顽强的斗争。在政治上，他主张实行贤人政治，改善人民生活，反对官吏的贪污腐化，抑止豪强的鱼肉乡里。在思想上，他主张解放个性，反对封建道学。这两方面的斗争实质上是一致的，因为封建道学是当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，是明王朝反动、腐朽政治的精神支柱。道学家们把忠孝节义、君臣父子这一套封建伦理说成是符合天理人情的神圣的永恒道德，欺骗人民忍受饥饿和压迫，听从剥削阶级的奴役和宰割。所以对封建道学的揭露，也是对明王朝反动政治的打击。
汤显祖还是一个哲学家，他与一般作家不同之处，就是他的作品是以哲学思想为指导的，因而他的作品有深刻的哲理性，所以对汤显祖的作品从哲学思想上去理解，是很重要的。如上所述，明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，大力提倡封建道学，而汤显祖却提出了一个“情”与封建道学的“道”对立起来，掀起了一场“情”与“理”斗争的轩然大波。这种斗争是通过对“性”“理”“道”“情”等哲学范畴的不同解释进行的。道学家认为“性”是天生的，是终极真理的“道”在人性上的体现。他们所说的“道”，实际上就是规范着现实封建宗法关系的封建伦理道德。这样就把封建伦理关系提高到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的地位，而把体现人的欲望的“情”，放在与“道”对立的地位，必须从人的内心世界排除出去。汤显祖却与道学家相反，认为性无善恶而情有善恶。 怎样区别情的善恶呢？汤显祖提出了一个标准，人要温饱、要生存、要发展，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“情”就是善的。反之，妨碍了人生存和发展的“情”就是恶的。这个标准非常重要，它把人的一切正常生活（衣、食、住、行、婚姻、恋爱）要求都肯定了；而把统治阶级的一切剥削、压迫、贪污、腐化、禁欲主义都置于恶情之例。所以这种“情与理的斗争”，实质上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。汤显祖为老百姓说话，这是他的进步与伟大的所在。 根据汤显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，我们再来看“四梦”，就可以看出这四个作品是统一的，不但进步性是统一的，而且局限性也是统一的。研究汤显祖的作品，应当同时研究他四个作品，即统一地研究。  《汤显祖戏曲集》书影
前二梦——《紫钗记》和《牡丹亭》，作者做的是正面文章，它是讲善情战胜恶情，从正面歌颂善情，反对恶情。
《邯郸记》做的是反面文章，批判人生中的恶情。《南柯记》比较复杂，是写善情终被恶情所战胜。歌颂善情的前两梦更多地表现了汤显祖的理想，批判恶情的后两梦则主要集中在对现实的批判。把“四梦”连贯起来，才能勾画出它的全部轮廓。下面具体分析一下汤显祖作品中的典型人物。 《紫钗记》中扼杀真情的人物是卢太尉。对卢太尉的写法，汤显祖是有寓意的：卢太尉的后台是太监和宰相，卢太尉一家就是太监、官僚与掌兵权者三位一体的结合，这实际上就是明朝的政治投影；理想人物则是黄衫客。所以在《紫钗记》中，已有他以后作品的萌芽，当然这部作品还是不成熟的。 
《牡丹亭》剧照
对《紫钗记》需要说明的是它的结局。原作《霍小玉》是悲剧收场，汤显祖把它改成团圆结局，不是悲剧了。这样改，评论界认为很不理想，岂不是对现实的粉饰吗？我看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，这是与时代有关的。从元末明初已经出现了一股做“翻案”文章的风气，《赵贞女蔡二郎》到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，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。到了汤显祖的年代，做翻案文章成了一个广泛的思潮，知识分子写的悲剧，表现的是个人命运，这些戏是不错的。但是在元代，极度暴虐的民族歧视和阶级压迫，成为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，这使人们认识到反动统治者是造成生活中悲剧的罪魁祸首，所以高则诚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牛太师这样的当权者，而宽赦了蔡伯喈。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，有很深刻的社会意义；明朝政治腐败，官场黑暗也十分严重，汤显祖把批判矛头指向官场、指向明王朝，正是这种反面文章的延续与发展。剧中多出了一个理想人物黄衫客，也比靠因果报应或统治者的“悔悟”解决问题进步多了。赣剧《紫钗记》的演出很好，黄文锡同志改编得不错。有些地方还可以斟酌，如原作中卢太尉杀秋鸿的情节，设计得很巧妙，可否考虑重新添进去？李益也似乎显得被动一些。 再说《牡丹亭》。《牡丹亭》写真情，柳梦梅、杜丽娘的爱情就是真情的体现。真情不是抽象的，在汤显祖的笔下，就是符合“广生”“利生”的善情。杜丽娘这个人物形象在中国戏剧作品中是一个很光辉的典型，过去还没有过，这是汤显祖的杰出贡献。杜丽娘做了一个梦，在梦里与理想情人相会，因此为情而死，终于又为情而生。汤显祖说：“因情成梦，因梦成戏”，情就是追求，梦就是理想。杜丽娘对情的强烈追求，正好对照现实生活的冷酷。所以杜丽娘的情同时具有理想和批判两种精神，她的情越强烈，这两种精神也越突出。 记得去年在苏州看《寻梦》，舞台布景装置很美，当杜丽娘因寻梦不得而在梅花树下感伤欲绝的时候，梅花纷纷凋谢，很有意境。当时有位同志说：“这是反衬手法。”以梅花的凋谢反衬杜丽娘感情的炽烈。但我觉得也可以正衬，用梅花怒放正衬着她的死。因为死不是情的衰歇，而是情极度强烈的结果。如果情不强烈到这种程度，她也死不了；如果不强烈到这种程度，她死了以后也不能回生。这种事在我们现实中似乎不可信，但是我们看戏时却相信了，这就是杜丽娘这个艺术典型的力量、浪漫主义的真谛所在。《牡丹亭》还塑造了三个反面的形象，一个是杜宝，一个是陈最良，还有一个就是胡判官。这三个人都是道学家，但又不尽相同。杜宝是真诚相信封建道德而且认真执行的，所以做起事来毫不动摇，很坚决，是一个顽固的、死硬的道学家的典型。有的人因此产生误解，把杜宝写成为了自己升官，把女儿当作往上爬的阶梯，将她嫁给某某大官。有的甚至写他根本不爱女儿，杜丽娘死的时候，他哭都不哭，一点不动感情，甚至不正眼看她一下。这样写就把杜宝当作一个道学家的概念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人是很复杂的，是各种“社会关系的总和”，而且存在着矛盾的。不能说他是一个道学家，一定是卑鄙无耻的、没有一点人性的。杜宝甚至还是一个廉洁的清官，在“劝农”一折中，汤显祖还赋予他一种“爱民”的理想政治色彩，这与他在《牡丹亭》中成为一个道学家的典型是不矛盾的。剧本创作主要是写人，写人要以人为依据，不能以概念为出发。  《牡丹亭》剧照
陈最良是一个口头上的道学家，说的一套，做的是另一套，在明朝把这种人叫做假道学。在《牡丹亭》中，汤显祖把他写成了个滑稽的喜剧角色。你看在“闹学”中，他讲的是道学，而行动却那么可笑；他甚至为了一点点小利益而与石道姑吵架。
胡判官又是另一种道学家，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。他衡量世界上的一切是非的标准是封建道德，所以是草菅人命的道学家。在明朝这种道学家是很多的，大家知道李卓吾、达观和尚、何心隐等，就都是因为反对封建道学而被杀害的。 明朝是一个贞节烈女最多的王朝，她们的死，罪魁祸首就是胡判官式的草菅人命的道学家群体。你去读一读胡判官新上任那一段唱词，阴风惨惨，鬼气森森，整个阎王殿就是那些无辜者的白骨填起来的。我觉得“冥判”是《牡丹亭》里面画龙点睛地体现汤显祖思想最重要的一场戏，我想把这场戏简单地谈谈，这对理解整个《牡丹亭》都有好处。胡判官是新上任的，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要清理一下案子，因为地狱关的太多，鬼满为患了。先上来的这四个男犯，莺、燕、蜂、蝶，号称“花间四友”，他们在阳间贪淫好色，把他们都打入轮回去了。接着杜丽娘上来了，胡判官一听说她是慕色而亡，便勃然大怒，马上叫来花神，责备是花神把她勾引坏了。花神辩解说花自然而开、自然而落，并不是为了勾引什么人。胡判官正要把杜丽娘打入地狱，旁边有个小鬼插话，说她是太守的女儿。胡判官一听，是太守的女儿，就判她回生还阳。这好像是游戏笔墨，实际上寓有深意。你看胡判官把杜丽娘的慕色而亡同放纵肉欲的“花间四友”看成一样，这不是“胡”判吗？他把真情与恶情混为一谈了。最后胡判官放杜丽娘还阳一笔，作者信手拈来，却涉笔成趣，对胡判官这类人物的讽刺入木三分。 
《牡丹亭·冥判》剧照
上海昆剧团演出/刘晓辉摄
《邯郸记》的主题思想很清楚，就是批判卢生。卢生是一个落魄的知识分子，靠老婆的裙带关系和金钱行贿一直爬到了大宰相的地位，他贪欲无穷、奢靡无限，是明朝大官僚的典型。
上海朱家角课植园上演的《园林昆曲：牡丹亭》剧照
汤显祖在“四梦”里提出的善情与恶情是很现实的，而且借着梦境，把它们渲染到淋漓尽致的程度。但一回到现实中来，像柳梦梅、杜丽娘，还要靠皇帝的赐婚；像卢生这种人，荒淫无耻的恶情发展到了极致，妨碍了人民的生存，你怎么叫他放弃这些恶情呢？也只有从人性上着手，劝他们放弃穷奢极欲，要像佛教教义一样超脱，达到自我完善，这当然只是一种空想，在现实中根本做不到。所以从根源上看，“四梦”的局限性是一样的。有的评论肯定《紫钗记》和《牡丹亭》，否定《邯郸记》和《南柯记》，因为它们宣扬佛道思想，太消极了，所以连它们积极的批判精神也否定了。其实《牡丹亭》收场靠皇帝解决矛盾也是局限性，《紫钗记》要黄衫客来解决矛盾也是局限性，他们都解决不了作家在作品中提出的社会问题，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《牡丹亭》和《紫钗记》。因为这种局限性的深刻的根源在于作家所处的历史时代，反映在作品中就是历史具体性和历史真实性，它们与进步性同处一体，相依相倚、相辅相成，并不因此而妨碍它们的伟大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