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  昆剧全本《牡丹亭》 摄影/飞舟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之一，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历来备受推崇，很早就奠定了自己的经典地位。诚如周育德先生所考证，尽管其问世即“家传户诵，几令《西厢》减价”，但受种种因素影响，其演出大多以缩编本或折子戏的形式呈现，有迹可循的全本演出并不多。而上海昆剧团全本《牡丹亭》连续三晚8个小时的演出，让人们得以一窥全貌，绝对是2023年演出市场的一件大事，即便放到整个昆曲演出史当中，也具有重要的节点意义。 汤显祖曾言：“一生四梦，得意处惟在《牡丹》。”至情的故事，至美的昆曲，达成古典审美的和谐统一，长期以来成为欣赏《牡丹亭》的最大舒适区。在这个舒适区里，人们习惯于用汤显祖“情至论”及其付诸剧情的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来满足期待、构建审美，但《牡丹亭》果真只是写情吗？当然不是。这一点，汤显祖自己表明的态度就可以说明，比如希望演出“依我原本”“不可增减一二字”。倘若把《牡丹亭》放到“临川四梦”的整体框架当中，就会发现汤显祖似乎是想给现实提供一种解决方案，剧中的杜丽娘不过是“场中之傀儡”（吴梅语）。那么，汤显祖要解决什么？
对应的问题或社会观照，就成了重要参照系。 一
汤显祖创作《牡丹亭》的基础素材，源出于明代话本《杜丽娘慕色还魂》，在不同著录中还有的标目为《杜丽娘慕色还魂记》《杜丽娘记》等。它讲的是南宋光宗朝间，广东南雄府尹杜宝，育姐弟二人，长者名唤丽娘，幼者名唤兴文。丽娘与婢女春香游园，梦中邂逅书生，感梦而病，因病而亡，葬于园中梅树下。其间曾自画小影，题咏画上。历三年，杜宝另任，新任府尹柳恩，有子柳梦梅，于园中得画，为画中人所迷，日夜思念。一日，有女前来欢好，才知是前任府尹之女。柳梦梅遵嘱开棺，丽娘还魂，遂结为夫妻。后柳梦梅得中进士，授官临安，恰杜宝改任江西参知政事，过临安，终得团圆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其主体情节基本跟《牡丹亭》无异，但经汤显祖之手后，可以说已然脱胎换骨，化腐朽为神奇。
不提删去兴文这些末节，单来看一看汤显祖做的主要处理及其效果：一是赋予杜、柳两家更具历史文化内涵的身份，分别为杜甫和柳宗元之后。其效果是，顿时让人物有了一种文脉相承的意绪，暗示其邂逅相遇有精神层面的呼应，而杜丽娘困于闺阁、柳梦梅困于功名，更大程度上是精神性的，绝不可等同于腌臜淫秽之辈；与此同时，原本充满封建等级观念色彩的、门当户对的府尹联姻，直接被驱离和非物化了，人性的光芒随之焕发了出来。二是给杜丽娘、柳梦梅增添了充满个性的、反映各自处境的生活内容，如陈最良私塾授课、春香闹学、石道姑施药驱傩以及柳梦梅与学友往来、拜谒走门路等情节，从而让人物顿时丰满鲜活了起来。三是进一步深化周边人物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生活底色，如陈最良科举坎坷沦落教书，石道姑因生理缺陷而成世外人偏行奇俗事，让人不无恶意地遐想，倘若柳梦梅、杜丽娘不是有各自的境遇，何尝不是又一对陈最良和石道姑呢？再如杜宝、苗舜宾和李全夫妇，一个官声不错，一个是颇会融通、以鉴宝来识人的奇葩官员，另一对则是宋金对峙过程中滋生的怪胎势力，可以说是杂枝显隐、世相毕现。四是由人物关系铺陈出南宋的历史处境和政治生态。汤显祖选择增加的这些人物及其定位，绝不是随意和偶然的，就像柳、杜与陈、石隐约的对举，杜宝、苗舜宾和李全夫妇也是各有旨趣的，代表了相应的政治脉象。而讽刺意味不便过于昭彰的地方，则通过“冥判”等地府情节的展开，进一步做了生动的刻画。 或许话本中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传奇爱情确实打动了汤显祖，使他进一步阐发了“情至论”，但他一定是心中别有块垒，在追索慕色而亡的深刻社会原因。在这过程中，杜丽娘、春香和甄氏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女性身份的封闭秩序，柳梦梅、陈最良和杜宝则形成了一个读书人的封闭秩序，但社会的多样态和丰富性永远会超出人的安排，女性身份秩序中出现的石道姑和读书人秩序中的陈最良，就分别是极致的代表和普遍的典型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汤显祖的意趣，是他对社会的洞察和发现，即在一个超长稳定和封闭的社会秩序中，总会存在普遍和意外，而在现有框架下，似乎只有杜宝和甄氏的路，所有其余都将零落成泥碾作尘。我们看到了汤显祖的哭笑不得、既怜又叹甚至是戏谑嘲讽，但实际上，只有领会了汤显祖的这一层洞察与发现，才能真正体会到他内心的悲悯和对理想社会的召唤。 二 汤显祖所处的时期，正是明朝走向衰落、危机四伏之际。万历十九年，汤显祖因上《论辅臣科臣疏》批评朝政被贬，南宋走向衰亡的暮光，折射到汤显祖的人生经历当中，对于精深研究宋史的汤显祖来说，一定是深有感触的。比如，读书人的出路问题，第四出“腐叹”、第二十一出“谒遇”，分别讲陈最良自叹科举坎坷、沦落教书和柳梦梅走门路拜谒苗舜宾，真实反映出南宋后期体制松散、科举腐败和读书人难以谋生的问题；又如李全夫妇携势骑墙、挑扰前线，杜宝仓促上任、布防淮安，也反映出宋金对峙中复杂滋生的政治势力和朝廷缺乏筹谋、缺乏任用机制的衰颓状态。这些问题，在“临川四梦”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。 感兴趣的观众一定会注意到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“梦”多得已成为现象。诗文且不必说，单论小说，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便多不胜举，明清以降尤盛。除了“临川四梦”，最有名的自然非《红楼梦》莫属。这一现象有非常复杂的原因，而其中很值得注意的是：过早成熟的儒家文化及其礼乐制度、道德伦理，很早就已成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，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生活浸染中，除了不断巩固和灌输，几乎再无生长。到了宋代理学兴起，这种巩固更达到了巅峰。那么，脱离形骸和世俗框囿的“梦”，自然就给摆脱形役、发散精神提供了自由空间。我们不能直接印证汤显祖写“临川四梦”就是这个逻辑，但他在作品中所展开的自由度从侧面反证了这种可能性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，他有必要说“梦话”吗？ 在中国诗文传统中，托物言志、借古讽今历来都很流行。在我看来，“梦”不过是扩大化了的托物言志，是抒情体的赋比兴向叙事体衍生和进化的结果。但是，古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演进模式，使得精神心理层面的科学化受到抑制，而以文取士、以儒治国的整体走向，又在各方面日益精致精微的同时始终受缚于礼教，冲突也就产生了。孔子之言人伦，是感触于乱世而建构的秩序框架下保障人各得其所的生活理想，其基石是秩序，其核心是仁。可这个秩序是会异化的，“仁”渐渐让位于秩序和礼教法条。士农工商等级森严，婚恋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前途是文章科场，超出这个秩序的任何僭越，往往只能通过“梦”来实现。 在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之际，王阳明“心学”逐渐兴起，主张“心即理”“知行合一”，而汤显祖深受“心学”特别是罗汝芳、达观和尚和李贽等的影响，其“情至论”就源于此。当时理学和“心学”的冲突十分激烈，李贽更以“敢倡乱道，惑世诬民”的罪名被捕，后惨烈自裁。在朝堂颓局、学术论争和个人被贬等一系列暗藏杀机的困局中，在缺乏现代的和足以影响社会演进的手段面前，梦自然就成了一个“臭纸篓子”，成为一个关起门来骂人的内涵升级版。随着各种内忧外患及社会问题纷至沓来，“梦”就不仅仅是一种“实现”或“排遣”，而是折射出一种面对封闭环境的迷茫与困惑。历史学者卜正民给他研究明代商业与文化的专著直接命名为《纵乐的困惑》，就是例证之一。“梦”终究是虚幻，人将走向何处？ 三
跟汤显祖同时代的王思任说：“《紫钗记》，侠也；《牡丹亭》，情也；《南柯梦》，佛也；《邯郸记》，仙也。”虽然其中标明“情”是其最光彩的线索，但汤显祖对于人的自我救赎的问题，显然是做了多种探索的。特别是《牡丹亭》，分明可看出以“情”而“致良知”的“心学”脉络。但是，受限于此剧长期以生旦戏的“情”为人所熟知，《牡丹亭》中需要救赎的不少人物形象往往被忽略了，与之同时被忽略的，是汤显祖心中的大明江山。
回望400多年的《牡丹亭》演出史，大多是以折子戏或串折连缀的方式上演，不单事涉历史的关目多被删节、合并，如臧懋循、冯梦龙等改本，“虏谍”“缮备”“淮警”诸出均已不见，且往往只演到杜丽娘还魂复生，几乎只留下爱情主线了；甚至，全本的结构情节也遭到不少批评，觉得它头绪纷繁、情节荒唐。一些删节缩编或是为了适应观众欣赏和舞台搬演而进行的合理编演，但不得不说，这个过程也带来了认知偏差乃至误解。最重要的损失，就是以汤显祖有关“情至论”的观念为佐证，线性地将“情”作为终极旨趣，而忽视了其他线索与爱情主线交织所产生的复调效应。对于复调组合，戏剧理论家林克欢曾有过这样的论述：“几个彼此纠葛又彼此独立的行为与意识所构成的戏剧性，两个或两个以上平行发展的戏剧层次所形成的总体感……使舞台上所呈现的人的自我形象、人与世界的联系同传统舞台上的透视图像大不相同了。”尽管汤显祖的情节叙事尚无现代舞台意识，其铺陈叠拓的社会历史情境却有一种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风俗画卷意味，是超出所见和溢于言表的。
这就使得全本《牡丹亭》的演出不仅必要而且十分重要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其经典批判与个性价值不可避免带有年代感，而时至今日我们在接受时也难免会产生一丝狐疑，即在现代社会里变得愈加脆弱的爱情，还担得起高举人性旗帜的重任吗？是的，除了古典审美的情感认同，我们似乎需要在不断搬演的《牡丹亭》中找到更多具有现代性的内容，而这些内容必须透过爱情主线去捕捉其依存的社会历史情境，或者说是汤显祖所架构的梦境——不仅仅是杜丽娘、柳梦梅的梦，还有陈最良、石道姑、杜宝、苗舜宾和李全夫妇的梦。杜宝为官清正、为人端方，甄氏三从四德、至于诰命，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的表率。但是，杜宝并无多少才能，吊打柳梦梅说明失察少睿智，受困围城说明军略欠佳，可以说是“世无英雄，致使竖子成名”。杜宝尚且如此，科举无望的陈最良、生理残缺的石道姑、只懂鉴宝的苗舜宾，以及亦军亦匪亦民、游荡于宋金对峙前线的李全夫妇，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？造成这些生存样态的社会根源是什么？虽然最后汤显祖给他们都安置了去处，但其实仍不过是原有框架下的解决，而最被人们看重和抱以期待的柳梦梅和杜丽娘，那“情”的圆满毋宁说近似于梦。
在《牡丹亭》中，“梦”这个概念不仅包容了“情”，也包罗了人生命运的酸甜苦辣和社会生活的万千镜像，因此格局和境界上要远远高于“情”。上昆版全本《牡丹亭》对于廓清误读和还原《牡丹亭》的本来面目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很可能会造成一种经典重认的溢出效应，在更大众的接受范围内，促使人们逐渐走出审美舒适区，去全面体会汤显祖所追求的神色意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曾被视作历史局限的大团圆结局，才有了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和笼罩四野的社会历史悲剧性。现在被普遍接受的观点，是汤显祖借助《牡丹亭》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性，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、争取婚姻自主的顽强意志。这当然没有错，但在经历“死去活来”的挣扎后，柳梦梅和杜丽娘最后实现大团圆，仍不过是状元及第、封妻荫子，没能跳出长期高度稳定的封建围墙。在高度赞扬《牡丹亭》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的同时，这一结局也常常成为《牡丹亭》受到诟病乃至不演全本的原因之一。汤显祖有办法吗？没有的，他不可能跳出历史局限，去推动女权运动或者倡导现代革命，而只能在他所处的历史框架中去苦苦求索、思虑万千，去释放性情、追寻意趣。此心安处，方可为家，他是得不到的。剧中的石道姑形象，就像一个隐喻，汤显祖安排一个生理有残缺的女性去医治慕色生病的另一个女性，除了自身的反讽意味，何尝不是作为明朝子民的汤显祖回望南宋历史时的自况自嘲呢？ 四 上昆版全本《牡丹亭》基本保留了原著全貌，仅对一些曲牌或字词进行了新的调整与适配，整体是比较精到的。生活感的还原和社会内容的丰富，是其相较于其他演出版本较为突出的方面。正如前文所说，这不仅仅是恢复场景、情节，同时对人物的塑造也有着重要作用。比如春香，在这一版本中更加生活化，就有效地划清了主仆界线，相比于有的版本太过活泼乃至失了规矩的做派，可能更符合宋代礼制森严的社会现实。陈最良的贯穿以及他跟杜宝、柳梦梅的照应关系，让人对宋代读书人的群像有了更客观真实的了解，而不停留在风流倜傥、风雅多才的傲骨书生印象中。而柳梦梅走门路拜谒苗舜宾和策论“可战可守而后能和”，则多角度地刻画出了他在不同场合的机变玲珑和才学勇毅，使之摆脱偷香窃玉而可堪称“士”。 这些复原必然会给二度创作带来新的挑战。让人欣喜的是，整个舞台采取了一种极简写实和浪漫写意相衔相融的方式，在大转台上布置了栏杆、拱桥、台阶，随场景变化而辅以砌末调用，既保证表演中心的空间，也充满诗意地展现出人物的生活情境。这或是为了剧情场景，同时也是适配现代演艺空间较为空旷而做出的填补与充实，因此显得既传统又现代。而投屏多媒体的运用，也是虚实兼备，如现实情节时出现青绿山水般的远山春树、亭台楼阁和江景，梦幻情节时又以表现主义油画的方式，呼应渲染人物的情感情绪，效果意想不到地好。
特别是胡维露（饰柳梦梅）和罗晨雪（饰杜丽娘）的表演，对人物心理的拿捏十分到位，更重要的是能够透过心理情感去捕捉和塑造人物的性格气质，去展现曲牌唱腔中的格调与声色。就人物而言，柳梦梅和杜丽娘在剧情前后部分是有较大差别的，如柳梦梅在前面显得较痴，风流倜傥，在后则多了睿智、沉稳和风骨；杜丽娘在前显得羞涩克制，后面则表现得更加热烈。对于这些方面，演员都表现得不错。我想，通过这样一台大戏，对于她们的艺术成长与成熟，一定会有很好的促进。还有郭毅饰演的陈最良、吴双饰演的胡判官、孙敬华饰演的石道姑、马填钦饰演的李全等，表演都很出彩，让人印象深刻。
昆剧全本《牡丹亭》 摄影/飞舟 上海昆剧团以实力和毅力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，创排推出这样一台大戏，让人充满敬意。或许，这只是无数创排实践的普通过程，但此次全本演出一定会在《牡丹亭》演出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，不仅因为它本身，还因为它的溢出效应。古典的美已然在那里，古典生长出的现代性，则需要我们透过历史文化纵深去探寻、了解和催生，包括汤显祖的世界，他的梦和梦中那些丰富立体、鲜活生动的人，以及梦梦相因、无限衍生的人性。
（作者为《中国艺术报》新闻部副主任、青年文艺评论家）
本文刊发于《东方艺术》2023年02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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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郑荣健 摄影：飞舟 责编：LULU |
